小梅是一家服裝廠的女工，她的男友小林來自溫州，家境不錯，在單位擔任機修工的工作，工資也較高。在加上小林長相俊秀，是廠里女工傾慕的對象。為此小林和廠里另外兩名女工談過朋友，小梅也兩次和他分手，但兩人終究舍不得這份相處了幾年的感情，決定結婚。為了防止未婚夫在婚后繼續“沾花惹草”，小梅要求男友和自己簽訂一份協議，如果男友婚后再出軌的或者和其他女性關系曖昧，必須賠償自己經濟損失。

　　小梅問這么做是否能夠約束將來丈夫的行為?這份協議主要是關于如果小林和其他異性出去吃飯唱歌，不告訴妻子的，每次賠償200元，如果和其他異性擁抱親吻的，每次賠償500元，如果和其他異性發生關系的，每次賠償1萬元。諸如此類條款，小梅表示只要律師把協議寫的合法有效，愿意支付5000元代書費用。

　　聽到小梅的要求，沈律師覺得很為難，為什么呢，因為縱觀所有的法律和司法解釋以及地方性司法文件，都對《婚姻法》中配偶的重視義務進行了回避，更多的是讓社會輿論和道德來進行約束，隨著社會風氣的開化，以及人員流動的頻繁，社會輿論的監督力量變得越來越小。比如作為律師我最賤半夜聽到有女性在我家附近哭天喊地，如果是20年前會引發不少鄰居的圍觀和議論，但現在竟然無一人圍觀與勸解。所以道德的約束力越來越弱化。各地法院的判決對此也有不同的認識，總體來說不認可道德協議的相對較多，認可道德協議最典型的就是上海法院的“空床費”，即便是這個判決也引起了不少的爭議。

　　目前對忠誠協議的回避主要是這類協議有一定的負面效果，如果雙方結婚前都締結這樣一份協議，或者一方有“婚外情”后締結這樣一份協議，一方面會鼓勵某些當事人愿意承擔經濟成本后變本加厲不忠于婚姻，另外一方面使得原來純潔的感情加上了更重的金錢味。使得原本靠感情聯系的婚姻，變成了一場金錢買賣。

　　所以仲裁協議盡管是雙方自愿情況下簽訂的，但作為律師來說我個人認為不能簡單地和經濟合同劃等號，畢竟婚姻家庭和民商合同有關的法律是完全不同的，婚姻協議更多的是一種心里上的保險和道德制約，要維護自己的婚姻，一方要選擇合適的結婚對象，另外一方面要求熟悉維護婚姻。比如本案中小梅男友，我個人認為他斌不是一個成熟的結婚對象，通過一個協議真的能套牢對方嗎?我認為只能使對方的行為轉入更為隱蔽的方式而已。雖然有一些個案支持了道德賠償，但我國不是判例法國家，盡管最高人民法院經常性發布一些判決作為示范案例，比如最近出臺了民生方面的判例，但是判決結果不能表示，法律和各個法院都認可這類協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