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子鑒定律師

“親子鑒定”（PaternityTest），又稱“父權鑒定”，是指用醫學、生物學及人類學等學科理論與技術，來判斷有爭議的父母與子女之間（特別是父親與子女之間）是否存在親生血緣關系，并作出肯定或否定結論的鑒定活動，以確定彼此的倫理和法律關系。親子鑒定方法從古代的“滴血認親”，逐漸發展至當前的分子生物學DNA檢驗的方法。親子鑒定的檢測對象，也已不再局限于直接相鄰的父母與子女兩代之間，對隔代個體間、旁系血親之間、甚至其他的個體之間是否存在親緣關系，亦可進行鑒定；親子鑒定的檢材范圍，也不再限于成熟個體，使用胎胚絨毛、羊水、臍血及毛發等樣本亦可進行相關鑒定。現代親子鑒定技術的出現和應用，是人類科技史上的一項大突破，在司法實踐中解決了很多糾紛和難題，從某種程度上說，它對于維護現有的婚姻關系和家庭倫理具有積極意義的。但是，由于親子鑒定技術的特殊性，其也考量著家庭的親情，影響著子女的合法權益，運用不當也可能會帶來一系列倫理、法律、家庭及社會問題。[1]因此，國家應對此類鑒定活動進行規范，并加以正確引導和限制。

　　親子鑒定在解決社會問題中起到了積極作用。申請親子鑒定的人數在逐年增加。通常，根據性質可以將申請親子鑒定的情況分為以下幾大類:一是刑事案件中的親子鑒定，如殺人案件、強奸案件以及拐賣人口案件等，就需要對當事人進行鑒定以確定其是否存在親生關系；二是涉及民事糾紛即司法訴訟的鑒定，如父母對自己子女血緣關系上存在疑慮、在醫院抱錯嬰兒、親人失散、非婚生及計劃外生育、移民等，需要確認當事人的親緣關系；三是意外事故及災害，如地震、空難、礦難、車船失事等，需要識別遇難者的身源，或驗證父母與子女的血緣關系。[2]

　　（一）親子鑒定對打擊違法犯罪、維護社會安定具有重要意義論說不透

　　當前，我國法律對證據的要求逐漸提高，對強奸致孕的案件均需要進行親子鑒定，以便確認孩子的生物學父親，親子鑒定的結論常常成為重要的法庭證據。近幾年來，我國拐賣婦女兒童案件的發案率居高不下，公安機關建立了“打擊拐賣婦女兒童數據庫”，經過調查后將被拐賣人員父母的血樣，以及其他疑似被拐賣孩子的血樣DNA信息錄入數據庫，可進行身源查找和對比，從而確定可能存在的親子關系，找到親人及歸屬。此外，部分殺人案件中，及時查找死者身源，對案件的破獲也具有重要作用；碎尸案件中或對腐敗尸體的身份進行辨認常常存在較大困難，這也常常需要借助親子鑒定予以識別。

　　（二）親子鑒定維護了我國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

　　一夫一妻制的確立是我國婚姻和家庭倫理進步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也是現代文明的重要體現。這種歷史性的進步同時賦予了家庭成員的責任與義務，子女與父母之間的血緣關系更為神圣和崇高，并賦予了不可替代和不可侵犯的價值內涵。[3]由于人們對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相關倫理問題的高度重視，親子鑒定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出現并逐漸被廣泛采用，這與我國婚姻制度的形成密切相關。親子鑒定能明晰父母與子女的血緣關系，排除婚姻關系的欺騙行為，明確家庭責任，消除疑慮與妄測。從某種意義上說，親子鑒定對維護當代中國人婚姻健康和家庭倫理，抵制性隨意、性墮落等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親子鑒定給婚姻和家庭倫理帶來新的問題：

　　（1）親子鑒定中的知情同意不僅涉及法律問題，更涉及倫理問題

　　親子鑒定中最有爭議的問題，常常是那些母親不知情或不同意的鑒定。隨著科技的進步和檢測水平的提高，親子鑒定完全可以在母親不參與的情況下進行，因此，單獨由父親提出鑒定要求并委托進行的單親親子鑒定案件逐漸增多。“知情同意的原則”是指有行為能力的個人在信息充分提供條件下對所參與的事情的自愿決定。[4]因此，在親子鑒定中知情權應該受到更大的關注。然而，我國目前關于親子鑒定中知情同意的要求存在法律缺失，只有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在審判工作中能否采用人類白細胞抗原作親子鑒定問題的批復”的規定:對于雙方當事人同意作親子鑒定的，一般應予準許；一方當事人要求作親子鑒定的，或者子女已超過3周歲的，應視具體情況，從嚴掌握，其中必須作親子鑒定的，也要做好當事人及有關人的思想工作。這只是一個指導性的原則，在實際執行過程中缺乏可操作性。知情同意是所有當事人的基本權利，父親、母親和孩子三方都應該有自主權。目前，多數親子鑒定案件中孩子沒有年滿14周歲，缺乏基本的判斷能力和自主權，知情同意的原則無法得到落實。如果只強調父親的知情權，不顧母親和孩子的權利而單向行使這種知情權，明顯是對母親和孩子人格的不尊重。隨著親子鑒定案件數量的增多，我國迫切需要出臺新的法律以規范親子鑒定活動，畢竟親子鑒定中的知情同意不僅涉及法律問題，更涉及倫理問題。

　　（2）親子鑒定強化夫妻間性關系的專一性，忽視了父母在現代家庭關系中的職能和社會倫理

　　父母與子女的關系既屬于親情關系，也是一種社會關系,血緣關系是這種社會關系的自然基礎，但是社會關系并不能完全等同于自然的血緣關系。中國深受儒家傳統思想文化的影響，更為注重血緣宗親關系，并以血緣關系作為家庭和社會發展的倫理基礎。事實上，在父母和子女的家庭關系中，感情因素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隨著感情的發展，社會性父親較生物性父親對子女成長影響的意義更為重大，自然血緣關系甚至逐漸退至非重要的地位。親子鑒定只限于判斷人的自然特征的親子關系，只是解決了人倫關系的最初級的自然方面，不能解決人們之間的社會和情感的問題，甚至是在毀壞著家庭和社會關系的其他方面。從某種程度上說，親子鑒定行為夸大了血緣關系在家庭中父母與子女關系中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親情、感情、社會責任等因素的重要性，甚至忽視了家庭關系中的社會倫理。

　　（3）產前親子鑒定的行為侵犯了胚胎正常發育的權益

　　隨著更多新技術手段在親子鑒定中的應用，檢材范圍也由常規血樣延伸為孕期的羊水、臍血和胎盤絨毛等樣本。因此，很多親子鑒定案件是在孕期進行的，這種有創性的取材不僅給胎兒和孕婦帶來可能的潛在危險，而且在鑒定結果不是當事人預期時，促使當事人以各種理由終止妊娠。盡管這種做法目前尚無明確的法律要求及規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此類行為明顯地蔑視胎兒生命權，從生命倫理學和醫學倫理學的角度看，這是違背倫理道德的。

　　（4）親子鑒定置男女雙方的權利于不平等的地位

　　在現代社會中，男女平等是衡量婚姻和家庭倫理關系的重要道德標準之一，親子鑒定活動中的男女雙方也應該是平等的。然而，親子鑒定案例中，大部分委托事項是鑒定父子之間的親權關系，這極大地強化了男子親權的意義，忽視了女性親權的意義，與現代社會的男女平等以及婚姻和家庭的倫理文明相背離。

　　（5）親子鑒定凸顯中國婚姻家庭中的情感和信任危機

　　婚姻的倫理基礎是愛情，愛情的倫理基礎是信任。家庭關系中的核心關系之一是夫妻關系，親子鑒定的介入極容易造成并加重夫妻間的不信任感，導致婚姻和家庭信任危機，甚至婚姻和家庭的破裂。多家鑒定機構統計數據顯示，在所受理的親子鑒定案例中，僅有10%左右的案例屬于非婚生子女，而因親子鑒定導致夫妻感情破裂以至離婚的卻超過這一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