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處所討論的是包括兩種同居關系(不包括有配偶者與其它異性非法同居關系)：1、未婚男女以戀人身份的同居關系;2、未辦結婚登記以夫妻名義的同居關系(不包括事實婚姻)。隨著社會兩性關系的復雜化及人們觀念的包容，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同居的生活方式，上述兩類的同居關系所涉及的財產分割及子女撫養糾紛相比起過去的事實婚姻糾紛的比例大為增加。在我們代理的這類案件中也出現了法官判案標準不一的現象。
1、1989年最高院公布實施的《關于人民法院審理未辦理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見》還能否繼續適用問題?
當時在該審理意見中對同居關系的態度與時代特征緊密相連，其中規定：“對未辦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男女，一方要求離婚或解除同居關系，經查確屬非法同居關系的，應一律判決予以解除。”那時對上述兩種同居關系皆認定為非法，直到《婚姻法》修正以后，才對未婚男女的同居關系放在道德調整范疇，法律對此不鼓勵也不禁止。但隨之而來的是另一個問題卻未作明確，即財產分割原則。
該意見第十條規定：“解除非法同居關系時，同居生活期間雙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購置的財產，按一般共有財產處理。”二十年后的今天是否還現在適用此原則呢?它與修正后的《婚姻法》的夫妻共同財產制有何區別呢?在《婚姻法》司法解釋(一)(二)中均未提及。結果我們發現，有些法官仍然適用此原則，但有些法官認為《婚姻法》已對同居關系作了新的解釋和延展，原有的1989年的意見與社會現實脫節，不能再適用。
2、上述第一類談到的未婚男女不以夫妻名義同居的財產分割糾紛也呈現大量上升趨勢，但在法律適用上有欠缺。由于《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釋未提及此類同居糾紛的財產分割原則，法官判案的依據只能是《民法》、《合同法》等一般法。我們發現有的法官依據民法的一般共同共有關系，認為此類糾紛中同居期間任何一方所得應為共有財產，比照夫妻法定的共有財產制進行認定并分割，即先推定為共有，除非當事人能證明某項財產為其個人財產。另一些法官認為，既然不是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應當更注重保護公民的個人財產所有權，體現同居關系與婚姻關系的法律保護程度的差別。故依據《物權法》的基本原則，通常財產為某一方所得或登記在某一方名下的，都是其個人財產。除非對方能證明為雙方共有。若有共同出資購買的財產，也是按照出資比例進行分割，即為按份共有。
(二)我們的觀點：隨著時代的進步，二十年前的“同居“一詞的法律涵義及其社會背景已發生了巨大變化，且當前中國未婚男女同居現象呈現越來越普遍趨勢，這已是不可回避的事實。由此引發的同居糾紛所涉及的財產分割及子女撫養案件必將也成為審判婚姻家庭案件一個重要領域。所以，在《婚姻法》修正的同時，對同居財產分割應當作出明確有補充司法解釋。
對于上述的第一類同居關系，即不以夫妻名義同居的男女雙方，其同居的動機復雜多樣，有的是基于經濟上互相依賴，有的是因為彼此孤獨，有的是喜歡無婚姻約束的自由戀愛方式，有些是覺得結婚登記只是一種形式，重要的是生活的內容。所以，在這類同居關系中，并不都是以締結婚姻為目的的“試婚”同居，有些伴侶經濟上是混同的，但有些卻是完全獨立，還有介于這兩者之種的狀態。我們認為，民法是尊崇個人價值權利本位的，也是尊重公民對自己生活方式選擇的自由，法律不能過深的將此類同居關系比照婚姻關系對待。故還是傾向于依據《物權法》的有關規定，查明財產所有人，原則上首先推定財產在誰名下為其個人所有，只有當事人證明某財產權為共同共有或按份共有時，才能進行財產的分割折價。
對于上述的第二類以夫妻名義同居的糾紛，在確定不是事實婚姻的前提下，我想我們要考慮立法的價值取向了。以夫妻名義同居的未婚男女，有些是因為結婚登記條件還不成熟，有些是婚姻價值觀認為結婚登記不登記無所謂。如果我們鼓勵人們締結婚姻，努力維護兩性社會秩序，促進婚姻的穩定性，那么我們可以仍然選擇原來1989年司法審判意見的原則，原則上推定任何一方在同居期間所得為共同共有財產，除非另一方當事人證明該項財產為其個人所有。但如果我們選擇是尊重雙方當事人絕對的婚姻自由，尊重當事人在婚前的個人財產所有制，那么我們的回答就是相反的。不論持哪一種觀點，我們認為現行《婚姻法》司法解釋應對這類問題作出明確的規定，防止法律適用的混亂。我個人的意見是，既然《婚姻法》司法解釋對事實婚姻已作出明確規定，那么對以夫妻名義同居的未婚男女只要不屬于事實婚姻的，其財產制度還是應當的登記婚姻、與事實婚姻相區別。無論是否以夫妻名義同居，還是傾向于分別財產所有制，而不是共同財產所有制，除非另有約定或證明屬于共有財產。
在同居關系中常常還出現同居財產協議。這類協議的效力認定目前《婚姻法》及司法解釋沒有提及，只是很有限的提到了“夫妻財產約定“。我個人認為，同居財產協議效力還是應當比照其它民事協議的生效條件來對待，雖然它不能象“夫妻財產約定“那樣得到特別法的保護，但一旦有效，該協議應當成為確定財產所有權或同居財產分割方式的依據，仍然還體現公民在民法領域內的契約自由原則。即“約定優先于法定”。
